根据陈彦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主角》正在央视一套、腾讯视频热播。这部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（易青娥的艺名）跨越半个世纪艺术生涯的作品，以浓郁的地域特色、鲜活的人物群像和悲喜交融的叙事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开播后收视率迅速突破4%。从2020年播出的《装台》到《主角》，导演李少飞再次将镜头对准陕西这片古老的土地，用一部历时八年的“手搓”作品回应当下影视创作中关于改编、地域表达与创作节奏的诸多讨论。
《主角》导演李少飞看待好作品的标准只有一个，“只要写人写得好，都会吸引我。”
李少飞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，茅奖作品并不代表就是沉重。从历时五年的剧本打磨到小演员大半年的沉浸式训练，从秦腔唱段与人物命运的精心勾连到坚持让成年女主角14集才出场，《主角》在所有技术层面的坚持都指向同一个目标——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。“生活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人的感触是五味杂陈的。哭一般是被动的，笑一般都是主动去找的。大家还是喜欢笑，我觉得悲有时也是为了映衬欢乐。”
谈到这部剧在当下行业环境中的存在意义，李少飞特别提到了改编过程中的取舍与坚持。他并不排斥AI新技术，但也相信手艺的价值：“从小说到剧本的转换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。”在他看来，好作品的标准只有一个，“只要写人写得好，都会吸引我。”
《装台》与《主角》，年代不同气质也就不同
从《装台》到《主角》，李少飞连续两次担任将陈彦小说改编成剧集的导演。谈及两部作品的区别，他认为年代是关键因素。“《装台》还是在讲当下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和普通人一些个人情感上的波折。但《主角》的故事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，从意识形态到经济领域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里，人在寻找自己位置的时候会迷茫。《主角》反映的是快速变动的大时代下起码三代人的命运，和《装台》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”
这种气质的差异，也决定了整部剧的叙事节奏和人物命运走向。来弟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来到吃上商品粮的县剧团学院，成了易青娥，又从食堂的烧火丫头变成舞台上的主角，后来又到了省秦腔剧团更大的舞台，改名为忆秦娥，几个人生阶段也映照着不同的时代变化。李少飞坦言，每个阶段的拍摄难度各不相同。
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取景的难度——易青娥老家的戏是在周至县深山里取景拍摄。杀青那天下了雨，泥土路面非常湿滑，剧组用了两个多小时才下了山，“每个人都拿着棍子，我连摔两跤”；第二阶段是呈现上的难度，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景观现在几乎找不着了，“想要呈现那个年代的街道太难了”；第三个阶段，难度回到了剧作层面。那时的易青娥在经历了太多磨难和变故后，整个人“趴下去了，蔫了”，甚至害怕上戏台。“观众的期待是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希望剧情越来越激烈。而易青娥的这段消沉在比较靠后的位置，怎么去表现，存在着压力。当时剧本改了好多稿，不算前期，光拍摄过程中就改了五六次。”
胡三元年纪大了之后，他本性里的东西还是跑出来了——“我就想活成我想活成的样子”。
张嘉益在《主角》里饰演的胡三元，和他在《装台》里饰演的刁顺子性格截然不同——刁顺子唯唯诺诺，胡三元张扬不羁，但在感情上“怂”，剧中花彩香骂他是个“怂包”。李少飞跟张嘉益也聊过这一点，认为首先不要脸谱化一个人。胡三元感情上的“怂”与当时的历史情境、自身背景有关。剧中花彩香的老公张光荣是退伍军人，花彩香敢爱敢恨，不在乎这些，但胡三元不敢不在乎。“胡三元是从山里出来的，能吃上商品粮很不容易，他想事情就想得更长远。但你看，胡三元年纪大了之后，他本性里的东西还是跑出来了——‘我就想活成我想活成的样子’。他的变化，也会让大家对时代有一个感受。那个时代他为啥那样活着，到了当下他为啥敢这样活着？因为时代进步了。”
新增了人物，让原著深处的东西浮现出来
面对近80万字的原著小说，改编过程中如何取舍是创作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。在李少飞看来，关系到原著主题和精神的核心内容必须保留。“在易青娥的人生历程里，包括胡三元、花彩香，还有几个师父，以及所有人对她的扶持、托举，这些是必须保留的。”与此同时，创作团队也在改编中增添了一些原著里没有的新人物，比如黑娃、小白鞋和八一。“我觉得这更能把小说想要表现又藏在里边的东西呈现出来。”
以八一这个角色为例，来弟（易青娥的原名）到了不熟悉的地方感到害怕，她心里怎么想，小说可以用内心独白来写。但电视剧如何让观众能感受到？“因此我们加了八一这个孩子，让来弟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对象。八一不单是陪衬，他也有自己的追求，他想唱戏但唱不成（八一的父亲是剧团烧锅炉的，反对儿子去学戏）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时代和认知的局限。这反映出了那个年代和剧团里，生态位不同所产生的落差，这是特别有意思的。”
这些人物在易青娥的人生里“路过”，李少飞用了公路片来比喻：“就像坐车的旅途一样，你会遇到很多乘客，但走着走着，中间就有人下车了。像黑娃就是到站了，彻底不会再出现；八一可能是下车后换另外一辆车走了，然后又有新的人上来。其实一个人的一生跟这可像了。我看到观众说，易青娥这一生老是在告别。但谁的一生不是这样呢？只不过现在医疗条件各方面好了，大家从小接触的告别比较少。以前我小时候，经常听我妈回来说，谁上班出事故，人没了。那时候觉得死亡并不遥远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生离死别都是特别突然的。”
原著中易青娥的婚姻爱情不太幸福，她受到很多伤害。改编过程中，创作团队把她与刘红兵的爱情线往更美好的方向做了调整。李少飞解释：“她和刘红兵的爱情，和与封潇潇的初恋不太一样，更多是她觉得这个男的能带给她温暖。一个人（刘红兵）这么关注你，所有事都以你为中心，对女孩来说是会产生吸引力的。但真到两人成家之后，面对家庭责任、面对国企改制的大环境，各种问题就出现了，以前的恩爱反而变成扎人的刺。”做出这样的改编，也是考虑到易青娥这一辈子本来就挺苦的了，“还是给她一些甜的东西吧”。
秦腔与命运，每一段唱腔都不是随意摆放
秦腔到底是什么？这是《主角》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。剧中有一场戏给出了答案：舅舅胡三元因为导致舞台事故被带走调查，遭受剧团同学排挤的易青娥独自一人往山里的老家跑。她在中途遇到大雨，在一户四处漏雨的穷困人家休息。雨停后，那家的爷爷去院子里生火烘淋湿的破被褥，吼起了秦腔老戏《铡美案》。那一嗓子吼得撕心裂肺，一直对学戏不开窍的易青娥似乎开始悟道——大山里的人为何爱听戏唱戏，因为这玩意儿能把心里的憋屈气全都吼出来。
李少飞说，那场戏是一个戏眼。“对易青娥来讲，可能她舅、花彩香跟她说一万遍‘你要好好唱戏’，她都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。当发现深山里生活这么苦的一个老头，唯一抒发情感的方式就是那么一吼，而这声吼也把她自己心里憋着的东西都带出来了的时候，她突然对秦腔有了一种认识，原来这个东西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和魅力。她从一开始的排斥、不了解，到最后把秦腔当成一辈子的事业，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转折点。”
理解了秦腔的本质才更能体会，剧中的每一个秦腔曲目、每一段秦腔唱腔都不是随意摆放的。易青娥演的第一出戏《打焦赞》，讲的是杨排风从烧火丫头成为女将军，而她当时是县剧团食堂的烧火丫头，凭这部戏一跃成为主角；胡三元在监狱里组“重生乐队”排演《斩单童》，“呼喊一声绑帐外……”单雄信临刑前的愤懑也是他彼时心境的写照；苟存忠用生命演的《鬼怨·杀生》，“苦啊，怨气腾腾三千丈……可怜我青春把命丧……”也是他对自己人生遭遇不公的呐喊。
易青娥凭着出演的第一出戏《打焦赞》的惊艳表现，一跃成为主角。
李少飞将这份精妙的契合归功于编剧兼导演郑桦：“郑桦老师是陕西人，也爱听秦腔。他在剧本创作阶段就大量与秦腔专业人士接触。剧中用的秦腔剧目必须和戏的内容产生化学反应，要么是镜像关系，要么是反喻关系，不是白白摆在那儿的。”他还提到一个细节，剧中苟存忠去世后，存家班剩下的三个老汉也要离开县剧团，临走前望着苟存忠待了十多年的门房，唱了一句《周仁回府》里的《哭墓》“李兰英禀忠烈，人神共鉴”。“这段戏也是对当下人物关系的一个深度再挖掘。但凡了解背景的人，就知道它又赋予这出戏另外一层含义。”
而整部剧最难拍的，也正是苟存忠《鬼怨·杀生》绝唱的那一出，以及接下来易青娥等年轻演员演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。李少飞回忆：“都是郑桦导演拍的，在一个特别封闭的剧场里面，还是夏天，起码拍了两三天。它不光是一个戏曲的简单呈现，还有很多人物命运和人物关系在里头。从动作设计到镜头调度都很复杂，节奏的掌控必须心里有谱。那么多演员，有专业戏曲演员，还有咱们的演员，怎么把他们对戏曲的不同掌握融合到一起，让观众看到他们处于一个层面，需要经过大量的排练，特别难。”
悲喜交融是陕西人的活法，也是这部剧的创作观
《主角》里易青娥成角儿的过程有太多的磨难，但剧集的呈现方式却常常让人会心一笑。这种悲喜交融的风格和之前的《装台》一脉相承。李少飞笑着解释说，这可能跟陕西人的性格有关。“在这块土地上，如果一个人经过那么多磨难，日子过得比较艰苦，每天都只是唉声叹气的话，首先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再一个，自己可能倒得更快、更看不到希望。所以大家反而会以一种‘生活嘲弄我、我还跟生活开玩笑’的态度去面对。”
这种态度也体现在配乐和整体节奏的把控上。“我觉得就跟做饭一样，怎么调剂味道？一味的咸、一味的辣，你肯定吃不进去，加点糖、调点别的佐料，层次就丰富了。生活最有意思的一点，就是人的感触是五味杂陈的。”在他看来，哭一般是被动的，笑一般都是主动去找的。“大家还是喜欢笑，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悲也是为了映衬欢乐。一场戏看完让你哭得一塌糊涂，回到生活中，你会觉得其实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差，还有再往前走的劲儿。”
《主角》还有一个在国产剧中并不多见的设定，直到第14集，成年易青娥（刘浩存饰）才出场，此前全是小演员的戏份。该剧的监制张艺谋导演曾提醒过：“你们要想好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，可能会引起观众的不满。”但创作团队商量后，还是决定坚持现在的做法。“张嘉益老师说，咱们就按这个来，因为这样是对的。不能为了迎合所谓的市场和观众的期待，跟创作规律强拧着来。不然这个人物（成年易青娥）出来那一下没有力度，你也不相信她以后做的很多事，因为没根。好在前面这帮小演员把戏都撑住了，王少熙（饰演少年易青娥）把这个戏拿住了。”
这份坚持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认可。茅盾文学奖得主、《人世间》原著作者梁晓声在追看《主角》后专门撰文评价：“《主角》之作品剧的品质，恰在于成年忆秦娥之迟迟未出场。这是一种执着，一种冒险，需很大的自信。”他特别肯定了小演员的表现：“小易青娥的表演棒极了——她的成长历程越‘抓住’我，我对成年忆秦娥将会是怎样一个人物，便越深入地具有了超前性的认知和理解。”
李少飞谈到《主角》选小演员时表示，之所以会选中小易青娥的扮演者王少熙，是因为她感受能力特别强，呈现特别原生态。
回想《主角》选小演员的过程，李少飞形容如同一场海选，他特别在意小演员的那股“拙劲儿”。“小易青娥的扮演者必须一开始看着就是混到人群里不打眼。王少熙的长相，看着很舒服但谈不上特别惊艳。虽然她没有那么多表演经验，但感受能力特别强，呈现特别原生态。”演黑娃的王子铭，李少飞一眼就看中了，跟选角团队说，“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住。”正是这些非专业出身的孩子，用最原生态的表演撑住了前14集的全部重头戏，让成年主角的出场有了足够的分量和根基。
让演员与角色相互奔赴，有时会跳出套路
《主角》里的三位主要女演员：刘浩存、秦海璐、王晓晨都不是西北人，而这部剧又与陕西地域传统文化紧密相关，作为导演要如何调整演员的状态？用演员的口音举例，李少飞表示，秦海璐因为拍过《白鹿原》，对陕西文化已经很了解了，“她会下意识加一些陕普”。王晓晨和刘浩存提前进组除了练戏曲，还有专门的语言辅导。拍到一半时，刘浩存已经能脱口而出一些陕西方言了。“她能把这个放到自己的日常用语里边，说明已经慢慢吃透了。”
封潇潇与易青娥在剧中的感情戏相对克制。
更细微的是对地域性格的理解。剧中有场戏是封潇潇到“省秦”找易青娥，看到刘红兵搂着她，转身就走。“演员们就表示不理解，说封潇潇既然这么远跑来找易青娥，应该过去问问咋回事。但就像张嘉益老师说的，陕西男人不是这样想的，他看到两人都这样了，就觉得自己待着还有啥意义？没有意义了。”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呈现，让观众慢慢感受到“为啥陕西这片土地上能唱出秦腔来，可能都是一点一滴形成的。”
李少飞对演员的态度是“纵容”的。苗阜饰演的剧团司鼓何大锤，面对出狱后不能进剧团打鼓的胡三元，主动让位“你来嘛”，这是现场发挥的细节。“我对所有演员都是这样，”李少飞说，找演员之前要奔着角色去找，一旦定了演员，应该拿演员来回框角色，去找更多贴近演员自身的东西，“因为那样出来最舒服。越贴近演员本身，演员越容易把自身的经历、情感投射进去，这样角色会更丰富。”
他也会特别在意走戏时演员“嘻嘻哈哈开玩笑”的瞬间，“有时候觉得这个点很好，那就这么拍了，出来之后也特别出彩。”在他看来，拍戏很难把所有细节、反应都提前预设好，因为真到了拍摄的情景，设想好的不一定能发生。剧集播出期间也有观众提出，易青娥见到出狱后的舅舅，反应为什么是“木讷”的？李少飞说，这就是设想和真实情境的差别。“真把人放到易青娥的境况下，也是傻了、‘瓜’那儿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她当时有惊喜，有错愕，有意外，还有害怕，因为她舅历来就是个喜欢惹事的人。重逢不是千篇一律的，而是根据每个人和每个情境千变万化的。就像张嘉益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那样，当你真正站在那个位置上去想人物，就会冒出很多跳出套路的东西。”
《主角》从小说到影视作品的转换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光剧本打磨就耗时五年。观众把这种慢工细活称之为“手搓”。李少飞说，这些工夫都是必须的。“这么庞大体量面前，怎么做取舍就是个问题。好在两位编剧都是西安人，在地域呈现上不存在问题。”而剧中西安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景观、深圳的空镜、老式电车和火车皮，则使用了AI技术。“AI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你怎么把它用到要表达的内容里，更好地为主题服务，这是最关键的。我觉得‘手搓’和AI是可以并行的，就看你怎么用。”
从《装台》到《主角》，李少飞说自己没有偏爱的类型，“所有吸引我的戏都是因为鲜活的人物，还有丰富又立体的人物关系。只要写人写得好，都会吸引我。哪怕是玄幻、科幻，只要讲的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，他也会打动一个真实的人。”
[对话]
缺爱的易青娥吃了很多苦，想让她好好爱一场
新京报：你说过《主角》是48集“纯手搓剧”，从拿到改编权到成片开播历时八年，剧本打磨近五年，前期筹备10个月。在行业追求效率的当下，这种“手搓”的“慢”主要体现在哪些创作环节上？“手搓”存在必要性有什么具体展现吗？
李少飞：首先是剧本，从小说到剧本的转换，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。原著字数将近80万。在这么大体量的文字面前，你怎么做取舍，取哪一块，哪块不用？不用也是有原因的，有很多主观和客观原因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再一个问题是，怎么转换成影视化的表达？从剧本层面，我们的两位编剧郑桦、京榆都有丰富经验，其中郑桦本身还是个导演，他也是特别好的摄影。所以他的镜头感特别强，他在剧本的转换过程中，就已经有一些镜头意识在里面了。这些是一个所谓必须“手搓”的过程。而且郑桦、京榆两位编剧，他们都是西安人。他们对地域的呈现，如何来反映主题，都是非常擅长的。
“手搓”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表演。我们当时提前大半年先找孩子（小演员）。确定了人选之后，提前大半年训练。这个训练并不仅仅是秦腔、戏曲方面的，反而当时我要求他们不要练得太好，因为剧集一开始孩子们都是刚招进剧团来的，一般不会作假，万一让他（她）练熟了，再让他（她）演最初不会戏的状态，他（她）就不会了，很难演。我觉得基本的训练是要让小演员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，让他们体验生活。把他们带到农村或是郊区，现在城市孩子都比较娇滴滴的，没有那种野劲。我们想要呈现那个年代的孩子，包括女孩也是说上树就上树，说翻墙就翻墙。那个时代的气质放到大院里面，在那儿吃在那儿住，做游戏，烤土豆，掏着去骑大28自行车。现在观众看了之后反馈说，这帮孩子演得好，呈现得很自然，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生活情境里已经生活过一段时间了。
导演李少飞说自己没有偏爱的类型，“所有吸引我的戏都是因为鲜活的人物，还有丰富又立体的人物关系。”
新京报：在你看来，团队在“手搓”《主角》时，“哪一场戏花了最久时间”“最‘笨’的一次操作是怎样的”？
李少飞：应该是苟先生死在台上那场戏。还有就是易青娥演出的第一场大戏，穆桂英那场，那应该是最难拍的，起码拍了两三天，在一个特别封闭的剧场里面。这两场戏都不光是戏曲的简单呈现，它有很多人物命运，包括人物关系在里面。从动作设计到镜头调度，极其复杂。包括要知道哪个点上，哪个人物的反应，把情绪往上推。节奏的掌控，必须心里有谱。我觉得特别难，那么多演员的配合，有专业的影视演员，还有专业的戏曲演员。怎么能够把他们对戏曲的不同掌握融合到一起，让观众看到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展现。这都是要花极大的工夫，之前要经过大量的排练。
新京报：原著小说中，易青娥的艺术生涯带着某种宿命论色彩。剧版在改编时，是否有意通过增加某些世俗化的困境，如学戏过程中的具体挫折、与师友间的琐碎矛盾，来削弱原著的悲凉感，从而让她更贴近现代观众的认知？
李少飞：其实易青娥悲苦的底色在小时候并没有那么多。因为在她小的时候，她对这个世界了解还不多，包括对死亡的认知，都没有那么清晰。比如黑娃去世了，她知道一个人死了，但到底“死”是啥含义，她不知道。或者说，小时候她吃不饱饭，那就先今天饿一天，第二天见了馍，只要给她一口，还是很高兴。这种苦，我觉得对她来说不是啥。小时候她最苦的是啥呢？她缺爱。没有人关注她。为什么进剧团之前在家的时候，她喜欢待在羊圈里，因为羊是特别依靠她的，可以跟她交流，羊都听她的。但是除了羊之外，没有人在乎她。包括父母也是，家里贫穷养不起孩子，还盼着有个弟弟，没有人在乎她这个人的存在。后来她到了剧团也是，虽然有舅舅护着她的，但仅仅想的是让她吃饱饭。吃上一口饭就行了，别饿着了，解决她的一个生活困境。所以她最渴望的是爱。
缺少爱的易青娥是被刘红兵的温暖打动。
新京报：原著中易青娥后面的爱情和婚姻都不太幸福，受到很多伤害。在这部剧中，是把她的人物命运，包括和刘红兵的爱情线，往更加光明、更加美好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吗？
李少飞：是的。我觉得做出一点反差来吧。小说里面写的基本上就是俩人一直别别扭扭，从一开始刘红兵追求易青娥，她不答应，剧中一开始也是这样的。但后来，易青娥还是被打动了。她对刘红兵不是对封潇潇那种爱情，不是初恋般的纯真。她更多是觉得，这个男的有时会带给她温暖，还是因为她缺爱。一个人这么关注你，所有的事情都以你为中心的时候，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是挺致命的吸引。那个劲儿是受不了的。以至于会让你忽略掉对方其他的一些毛病，但恰恰你忽略的这些东西，真到两人成家之后，就完全跟谈恋爱是两回事了。要面对孩子，面对很多责任的时候，他俩的各种问题就出现了。再加上当时国企改制这些变化，整个生活压力一来，事业也不景气了，这些现实因素会把两人性格本来不对的东西全推到前面来了，并且放大了。这时候两人就开始出现各种矛盾。这种反差其实挺像真正的爱情经过的阶段。而且窦骁的表演特别打动人，特别生动鲜活，就让你觉得别让刘红兵那么早下线，或者让他好好地，让他俩好好爱一场。毕竟，苦，易青娥已经吃了很多了。
新京报记者杨莲洁刘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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