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能无私到什么程度！法国一男子来到中国40年时间，竟然无偿资助了70多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，而他提出的唯一要求，竟然是，他所资助的学生，学有所成后必须回到中国！
让·德·米里拜尔生在军人世家，爷爷是法国空军创建人，父亲是空军司令，表姐是戴高乐的秘书。
从小在葡萄架下学拉丁语，骑马踏遍庄园。
怎么看都该走一条精英阶层的常规路。
要么从军继承家族衣钵，要么参政混个显赫头衔。
可这小子偏不，放着现成的荣华富贵不要。
一头扎进了历史书里，还赶在二战爆发时扔下课本去参军。
诺曼底登陆时当炮兵观察员，炮弹在身边三米炸开。
左耳震聋，膝盖留疤，换来一枚“解放十字勋章”。
转头就把勋章塞进皮箱底层，一藏就是七十年。
战后他拿着退伍金环游世界，二十五年走遍五十三个国家。
从印度贫民窟到亚马逊雨林，手账本记满了各地孩子的教育困境。
1969年他第一次申请来华被拒，干脆跑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了七年法语。
跟着国学大师钱穆啃汉字，每天五点起床背普通话，就等着大陆开门的那天。
五十七岁的他终于踩上了西安的土地，穿着二手西装。
拎着个旧皮箱，里面除了几本历史书，就剩那台1950年买的相机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待就是四十年，直到把命都留在了这里。
刚到西安外国语学院时，他差点被眼前的景象惊住。
法语系的教室破得只剩二十套摇摇晃晃的桌椅。
学生围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听法语广播，耳朵都快贴到喇叭上。
他当晚就写信给香港的朋友，掏出自己攒的积蓄买了十五台录音机和两台黑白电视。
运费比设备还贵，相当于当时内地职工两年工资。
朋友劝他“差不多得了”，他回信说：“孩子们眼巴巴盼知识的样子，比我银行账户里的数字重要多了。”
主动要求停发自己每月一千块的外籍专家工资。
全存进专门账户给贫困生当奖学金。
自己只留三十块生活费，顿顿馒头配青菜，偶尔买块豆腐就算开荤。
他资助学生有个硬规矩，必须签书面协议，学成后回国服务至少五年。
1983年学生李建国被法国使馆拒签，他二话不说买机票回巴黎。
凭着爷爷旧部的人脉，挨个敲开官员办公室。
拿着成绩单和贫困证明磨了两周，硬是把拒签信改成了通行证。
1985年为凑八名学生的保证金。
他抵押了巴黎十六区父亲留下的公寓，换了十万法郎。
学生们在法国每月能收到他寄的二百法郎生活费。
他自己却在巴黎旧货市场淘二手衣，大衣袖口磨得发亮。
皮鞋底贴两层胶，冬天取暖器每天只开一小时，手脚冻得发麻也舍不得多烧电。
这老头抠门得很，袜子破了补了又补。
吃饭常年靠泡面凑合，可花钱给学生买资料、交学费时从不眨眼。
有人猜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毕竟一个外国贵族，放着巴黎的豪宅不享。
跑到中国吃剩菜穿旧衣，图啥呢？
1990年他生病，西医治不好的结肠炎被中医针灸扎了两下就缓解了痛。
他才突然开了窍，原来中国文化里藏着这么多宝贝。
他一头扎进中医古籍，访遍老中医。
1993年用外国人能懂的表达写了《简明中医外科学》。
在法国卖得脱销，连法国总统都给他颁了荣誉军团勋章。
他转手就把勋章捐给了西外校史馆，纸条上写：“这荣誉属于所有中国学生。”
他资助的七十多个学生，没一个敢违约。
学医的回来搞中西医结合，教书的回了高校当系主任。
搞工程的去了援非项目，连学语言的都回来办培训班，免费给贫困生上课。
2014年他被评为“中国好人”，记者围着他问感受。
他摸了摸胸前的校徽笑：“我就是个普通法语老师。”
那时他已九十六岁，帕金森病让他手抖得握不住笔。
还惦记着安康小学的十三个贫困生。
每年托学生代笔写信问孩子们的成绩，落款非要自己摁手印。
2015年毕业典礼上，他被学生推着轮椅上台，怀里紧紧搂着那个边角磨白的旧皮箱。
聚光灯下他拉开拉链，七十张泛黄的回国承诺书滑出来。
纸页虽旧，墨迹却像刻上去的一样清楚。
箱底还压着他的遗体捐献协议，早在2001年就签好了。
上面写着：“活着能教课，死了能帮医生解剖，不算白活。”
那年十月他走了，没有葬礼，没有哀乐。
学生们捧着他的骨灰撒在长安校区的银杏林里。
每人带了一把家乡的土混进去，这个生在巴黎贵族庄园的老头，终于彻底融进了他爱了一辈子的中国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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